一枚逆流而上的小浪花，改变不了浪潮的倾覆，搅动不了大海的永寂。

只有小浪花自己在乎自己的路。

——by本文作者

一

我一度感到绝望，不再接范阿姨的电话。但她没有放弃，换新号不断打给我，当我接通陌生的号码，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的心脏都会虚脱一下。

她不在乎这些细节，只会在开场白中显露出些许介意。有时她会说：“喂，苑记者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”，还有时更加直接：“喂，苑记者，我是你范阿姨”，

但大多数时间她是不自报家门的，但我每次都会辨认出陌生数字后熟悉的她，强行调动情绪，热切地回答：“哎，范阿姨，官司怎么样了？”

2018年12月底的一天，我又接到了范阿姨的电话，熟悉的声音，但我的脑子却没能转过弯来，我保证这是第一次没立刻回应她，我刚生了娃，没日没夜地喂奶，已经傻了。

我弱弱地问：“您是那位？”“我是你范阿姨，房山那个。”她听起来毫不介意。接着她提到了我的小宝宝，对我表示恭喜。我脑中闪回，去周口店村采访她时，她身后跟着虎头虎脑的小孙子，都说隔辈亲，年过六旬的她应该对小婴儿感兴趣。

她让我给她发宝宝照片，我语无伦次地和她套着近乎，话题终于滚到了“案子”。

“我们房山那个案子啊……”她放慢语速，我皱起眉头，准备承受她的倾诉——那段巨大、沉重、黑洞般绝望的维权体验。

几十年前，范长花和丈夫赵怀德从外地迁徙定居在周口店村，在村办煤矿打工，她做饭，丈夫挖矿，北京奥运会前，煤矿被关，工人被遣散，查出了尘肺病，但仅有本地人获得了工伤保险赔偿，外地矿工发现，煤矿每月从工资里扣的100元钱，并不如所声称的交了保险，煤矿倒闭了，但是是国营，矿工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给予补偿。但就连第一步对尘肺病人身份的获得都困难万分，他们在家乡的医院查出尘肺病还不够，还必须有鉴定工伤资质的医院检查，出具检查结论后，还要相关部门进行认定，才算是“正式”得了尘肺病。若得不到认定，多数人直到病死都拿不到赔偿，也因此出现了开胸验肺者张海超这类极端案例。

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，赵怀德、范长花和其他一直坚持的几名矿工告了政府，法院判令劳动局对矿工的诉求进行处理，但如何处理，成了拉锯战，每交涉一个回合，范长花都会重温一次绝望，就会给我打电话。

我硬着头皮听着，无力打断。我曾尽全力发表了她的故事，为她找过政府，却看起来毫无帮助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

她却话锋一转，告诉我，赔偿将要到手了。法院前几天把仅剩的几名矿工和劳动局召集起来，达成调解，劳动局将按工伤年限支付17-19万，矿工们拿了钱，要与政府冰释前嫌。他们的谈话中，还提到了两个月后的全国性会议，有什么联系不得而知。调解过程做了笔录，双方都签了字。

为了给赵怀德治病，范长花向法院申请的工伤保险先行支付，在这次调解中没有被提及。但可能要落实的十几万赔偿已经令她足够高兴，她说，她给法官、律师做了锦旗，问我要不要一面。

我报道她维权过程的稿子发表于2016年上半年，两年半后的今天她才拿到赔偿，当初的稿子应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。所有报道的本意都不应在于改变事件发展，而只是记录。

范阿姨仍然要感谢我，我虚荣地接受了，我想，她或许是想感谢我总是接她电话，听她倾诉。

元旦后，锦旗寄到了，上书“牢记使命显本色，不忘初心解民忧”，“赠给某某社记者苑苏文同志”，落款是“农民工赵怀德范长花敬赠”。

我曾多次告诉范阿姨，我已经离开某某社，去了财新，但她可能忽略了，但稿子是某某社任职期间所写，所以权当赠给当时的我。而锦旗上的两行字透着浓浓的新闻联播味儿，和落款的农民工又形成了某种默契的对比。

我突然想到，范阿姨感谢的或许并不是我本人，而是我的身份背后可能代表的某种力量。尽管我从未感觉到过这种力量，但对于身处绝境的人而言，即使是被一个小记者关注着，即使其背后所藏有希望的可能性十分渺小，竟也能成为一股力量，支撑她走下去。

我把这件事图文并茂地发了微信朋友圈，某某社的前辈师傅建议我“写写自己的感受和经历”，过去我在社里时常被要求写这些，现在出来了，的确没时间写那种内部交流凸造型的文字，前辈还说，“年轻人现在缺这个”，我内心默默吐槽，我也还是个年轻人啊。

于是有了这篇废话，我没有感受，经历也浅薄，只想记录这些渺小。

二

我第一次见到牛凤祥，是2013年12月底，在房山医院旁的简易板房里，他欠费并且虚弱地躺在里屋，外面聚拢着一群戴着口罩的尘肺病人。同去的律师暗示我应该戴个口罩，我随口说，不用了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在无数个雾霾天里发烧咳嗽不止，并经历了肺炎的切肤之痛，我总会为初见牛凤祥时的无知感到后怕。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便身体健康，恐怕从来不会想到，区区空气也能夺人性命

患尘肺病前，牛凤祥和他的工友们同我一样大意。他们在煤矿里开山劈地，打眼放炮，在漫天粉尘包围中挥洒汗水，心里只单纯地想着赚钱回老家盖起小楼。

牛凤祥的病是最重的。我见到他时，他的长脸瘦得坑坑洼洼，面色蜡黄，肺里有积水，气胸多次复发。他还有肺结核，这是一种传染病，也是大部分人戴着口罩的原因。吸氧已经无法缓解尘肺病带来的憋闷，他病床前的吊瓶向他血管里输送一种养肺的营养液。

赵怀德站在外屋的工友堆里，并不起眼，他当时不到60岁，身材中等，精神不错，看起来和普通小老头没什么两样，只是说起话来有点气短，脸颊有点红扑扑的，是憋红的。

三年后的夏天，我再次见到赵怀德时，他躺在床上，脸色已是牛凤祥式的蜡黄。子女孙辈都在北京生活，在北京周口店村生活了小半辈子的他没有北京医保，每次犯病范长花都只好带他回河北老家输液，后来干脆回老家休养。

向政府讨说法时，牛凤祥冲在最前面。肺病冬天最难熬。三伏天，他能直起身子，就到政府门前静坐，直到脱水晕倒，冬天无法起床，他的工友就用床板抬着他去讨说法。他们用手机拍摄了很多照片和视频，照片的样子总是一群矿工和一群黑衣人在政府门前，视频的结尾总是画面剧烈抖动，突然黑屏，那是手机被黑衣人打掉了。

2014年1月，我和同事采写的有关牛凤祥和被视为“遗留问题”的维权矿工的故事由某某社发出，上了网，登了报，老牛发短信感谢我们。但报道没什么作用。6月的父亲节，在大爱清尘的帮助下，我们策划了一组尘肺父亲稿件，又充满私心地把牛凤祥的命运包含了进去。

但这些矿工的维权路艰难得像是黑洞。2016年底的冬天，牛凤祥病情加重，2017年刚过了春节，他去世了，他的妻子王玉平在微信上告诉了我这个消息。我们最后一次见牛凤祥与王玉平是在2014年夏天，王玉平也瘦得不成人形，全身被太阳晒得黢黑。

范长花看起来乐观一点，她是个微胖，笑起来慈祥的妇人。不论怎样，她和赵怀德在周口店村安了家，有个据点打持久战。2016年夏天我去房山找她时，她的丈夫回老家休养，她和小孙子独自住在家里，她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她开一辆电动小三轮去车站接我，还载着她的孙子和我下饭馆吃了一顿。

她打开衣柜，拉出一个皮子被磨得斑驳不堪的大包，从坏掉的拉链里扯出一堆材料，气愤地诉苦，把这些“纸片”撒了满满一床。

我替她整理起这些纸片，按照时间顺序，把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份答复排列清楚。我也按照文件的顺序，写成了稿子，记录下她打赢官司后，却在无数部门指挥下跑断腿都没争取到赔偿的故事。

几经周折，稿件发了，发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平台上。我并不能期望写这稿子改变什么，范阿姨的期望也落空了，她依然在继续跑断腿。

范阿姨时不时的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能不能再报道一次他们的案件，我表示无能为力，但心里过意不去，就和她聊聊天。因此我知道，牛凤祥死后，王玉平仍然继续到北京讨说法，矿工们有了约定，每年定期去政府“交涉”，根据他们发在朋友圈的短视频，矿工吃了闭门羹后，会有激烈的举动。

2018年的最后几天，他们的赔偿都下来了，我小小地吃了一惊，范阿姨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让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以至于满世界地寄锦旗，连我这个几年前报道过她的案子的小记者都有份。

我只有歪曲一下“薛定谔的猫”这个俗套的思想实验来解释这件事。在盒子里时，范阿姨的赔偿处于支付和未支付的叠加状态，但当盖子打开，某些特定的目光注视到他们，他们是否应被赔偿就有了结论。我相信他们总会得到赔偿，但其中的随机性也不可否认。

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良心的。

三

下面我曾经参与过的有关房山尘肺病人的报道链接：

【调查】尘肺病矿工艰难维权五年 拿到职业病鉴定证明仍难获赔偿

牛凤祥的一个心结

（这是我当年写的手记，发在内刊上，现在读起来有点恍若隔世）

父亲：被肺拖垮之后

北京关闭小煤矿后“遗留问题”怎么办？

尘肺病人牛凤祥的挣扎生存路：被诊断出尘肺病 打工的煤矿却没了

（同事宋玉萌的手笔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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