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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亮马与一个记者》

文/苑苏文

 

以人类的尺度来看,遗憾和阳光一样,没有熄灭的那天。生命消逝在每个时刻,有人自杀,有人杀人,有人戛然死去。

 

2018621日,夏至,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位于北半球的人类度过了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。这天北京晴,高温超过35度,日落时刻是194619秒,再过不到15分钟,体育频道开始转播世界杯小组赛,先是两场C组比赛,丹麦对澳大利亚,法国对秘鲁,待时针划过凌晨,6222点,是D组备受瞩目的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。

 

这是一周最后两个工作日。前一天,踏着夏至的余晖,亮马从供职的公益组织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下班,后一天,许多人为阿根廷哭泣,独居的亮马没去上班,没人见到他的最后一刻。

 

622日晚饭时,一年第二长的燥热白天还未结束,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转发讣告,上写道这天下午16时许,名字又唤亮马的孙斌被发现在家中逝世,享年马赛克岁。

 

我勾动了下左手大拇指,讣告图片就缩小了回去,迅速被向上刷走。一秒钟后,我又把它划了回来,来回扫视着“亮马”两字,就像一条待发的重要快讯传到我手里,我抱有期待和紧张的心情寻找每个字节的错误。

 

但命运才是终审发稿人,我只是看客。

 

亮马,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样子,他个子不矮,不胖,有几个稳定partners,身体特别健康。在我面前,他更多时候以彩虹媒体奖主持人的身份,穿着蓝紫色的西服闪亮登场。更接近他的朋友透露,前一天还好好的,后一天没去上班,同事下午去敲门敲不开,找了警察打开门,人已经走了。

 

即使职业病作祟,但具体死亡细节我也不愿过问。当我了解到,亮马,一个令人欣赏的人,离开了这个世界,并永不再更新朋友圈,就已足够。这是亮马之于我的核心事实。

 

如果朋友分等级,我应该是亮马收藏夹里最无存在感的那类朋友,接近于“事业上认识的人”。我们毫无深交,只因他是公益人,我是媒体人,我们才碰到一起。

 

但我总想记录亮马,用一篇真心且免费的文章。只因与他的寥寥几次交集,总能给予我人格成长的珍宝——挫败感,这是一种犹如重击般的力量,推着我前行。

 

我微信有2122位联系人,能在朋友圈互相点赞的不足50人,时常留言互动的不足10人。亮马在他的最后一天,621日下午646分,给我一张图片留言,告诫我这个孕妇“不能喝酒”,并安慰说“熬熬就快了”。

 

我们上次碰面是在2017715日下午。东长安街上阳光炽烈,从包头来的小A姿势别扭地走在前面,我和亮马在后面讨论新京报投资同志社区。亮马向我科普几大同志交友app和新闻社区,我对自己的知识匮乏略感尴尬。小A回过头来,聊他未来的打算,亮马建议他学好外语。

 

这天上午,身携HIV被拒诊且没钱的小A来京手术,这个不满20的包头少年曾是我野生的采访对象,资助我进行采访的亮马所在的机构。手术费2000,少年只有500,我捐了300,另外两名记者捐了一些,亮马一早带他去做了手术。

 

其他记者对小A的遭遇表达的兴趣。但在那天上午,陪伴和帮助小A的只有亮马,我因深陷王者荣耀而拖延,仅在下午匆匆赶去见了一面。

 

再之前的一次见面,是报道小A的缘起。那是20174月,我刚从津冀末日般腥臭的五彩渗坑旁回京,脱掉一身泥,穿上纱裙和小风衣,去了亮马河附近的联合国驻华代表处。

 

无利不起早,我在一年前(2016年)随意申请的选题资助计划被通过。那次申请真的非常随意,随意到我已经忘了有没有填表,好像只是给组织者发了邮件。事后想起,当时积极回复我邮件,鼓励我继续下去的,就是负责彩虹媒体奖的亮马。

 

那是一个令我感到挫败的选题。从2015年起,由于张北川教授的引领,我开始关注同妻群体,根据张教授提供的线索,我细细采访过三五个同妻,了解了救助组织,长于其中的防艾机构和医生。与此同时,同妻被一些同志群体所不容,后者有的认为自身备受压迫,不须顾忌被世俗所强加的配偶,还有人的想法更加淳朴自然,只是将女性看做组建家庭的工具,当男性当做外面的“彩旗飘飘”。令她们成为感染艾滋病的最高危群体。

 

但我却未能写出报道。我获得许多受虐者悲惨猎奇的故事,但却未能采访到施虐者,即男同一方。我相信受访者说的每一句话,但这些故事却犹如漩涡,令我无法自拔。这一度被我看做是记者生涯的最大遗憾,乃至逢年过节回青岛时,已无颜再去拜访张教授。

 

但亮马还记得。在我已经放弃时,他联系我,说我的选题入选了资助计划。并再度邀请我参加彩虹媒体奖,领取证书,地点在高大上的联合国。

 

2017年的彩虹媒体奖几经推迟,最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小厅里举行。在我模糊的记忆中,主持人穿蓝紫色的西服,头发用发胶固定在头顶。经人指点,我才对得上那是和我通邮件的亮马。之后,他发给我一张证书,大概意思是我成为了联合国性别什么的小伙伴。后来,我在一个周末飞到包头,完成了小A的故事。

 

时间再倒回一年。2016年初,亮马的彩虹媒体奖,重启了我对职业生涯的思考。

 

那届彩虹媒体奖在中国大饭店举行,附带两天的工作坊。我第一次获得邀请,兴趣盎然。当时我在一家历史悠久的新闻机构工作,那家新闻机构大约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撰写有关同性恋的稿件了,但随着时代的前进,它却并未能一直伫立潮头。

 

研讨会上介绍了往届获奖作品,是一篇在《博客天下》刊载的,记录了一位“老玻璃”一生的特稿,细节丰富,超过5000字,我当时从业四年,从未发表超过3000字的文章。

 

我的小稿英文版只获得了提名,这令我感到挫败。颁奖时十分热闹,犹如轰趴。附送的礼品袋里有塑料彩虹手环、茶叶、日历和药盒。我回家泡了茶叶,并不好喝。

 

2016年初,我得了肺炎,参加活动前仍在输液。颁奖礼在台上热闹着,我在台下出虚汗。回家后,我抬起长着十来个针眼的双手在键盘上打字,发邮件申请媒体奖的资助事宜。我当时所供职的机构无法发表情节曲折,感情充沛的长报道,只有邮件那头发来肯定的话语,“from亮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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苑苏文

苑苏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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